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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以柱的小小说所“想”的“小而大”

发布者: 宋以柱 | 发布时间: 2019-12-7 11:14| 查看数: 228| 评论数: 1|帖子模式

宋以柱的小小说所“想”的“小而大”
  
原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、教授
小说的天地有多大,似无定言;小说的体式富含多大容量,亦无定言。小小说尽管小而微,但仍然可以此而论:一个小小事件,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,一个诙谐的言语片断,一个现代社会的场景,一个日常化的矛盾冲突,一种焦虑的心态,一滴离别的眼泪,一眼望向山顶的愿望,一句宽心、暖心的话语,一种命运及磨砺的展示,一个出神入化的转合,并非不能聚合某些深意,同样能够引发至深的心灵冲撞,也能带来情感的激荡,乃至令人顿足的美感效应。
宋以柱的小小说能否担承这系列性的特质,似乎是需要给予细细剖解的。小小说集《你想起了谁》集录了近年来宋以柱发表的52篇作品,以清新、淳朴的乡村风景,以纯情、纯真的大山情怀,以缓缓流淌、经年不息的沂河行韵,以实在、淳厚的民俗与风情,以宽心、暖心且质朴的言语,跟进社会发展的大脚步,在时代感,进程感极为强烈的发展步伐进向中,写人、写事、写情;写“史”、写变;写山、写水;写家、走心;有喜有忧,有情有义;有欢快,也有悲悯。这其中,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宋以柱的创作不只承载了小小说书写的基本制式,由此观览着自己生活的远近、点滴,其亲,其朋,其友,在这里活跃、活现着。个中更由其“小”而汇聚着某种“大”,也引人走向某种深层的感发及共鸣,或者会以放大的视阈而去观照人,思考社会进向,继而获取文学的超然魅力。无怪乎,在前段时间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,有几位与会的著名作家、批评家有着一个近乎共同的表述,即阅读了宋以柱的小小说,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小小说的偏见,并表示会对以柱给予评介。
体式的“小而大”
“小”与“大”本非定制、定言、定论,皆是相对于某种、某个,或某件事的对象意义为参照而言的。小小说之“小”,较之于短、中、长篇小说之体式而言,但其所指、叙事、内蕴却非仅仅局限于体式之“小”,而不可言“大”,不可见“大”,不可喻“大”。小小说缘何能“大”,创作者的所思、所想;所创、所制;所叙、所论是关键。这其中的“小而大”,有源于人物形象的,有基于某种事件的,有一种情意挥洒的,有基于某种场域铺染的,有环绕一个历史截面的,总之是由通过某个符号性旨意,考索人性,辩证变异,而蕴聚着一种价值性,继而提升审美,或引发社会的意义。可见,小小说可能有形体之限,但却未必有体量之限,而其量之放的边界在何,是否有无限延展性,的确关乎创作者主体性的“能”与“量”。鉴于这种评定及介入,看宋以柱的小小说创作,似具兼具了以上所述的特点,其人物,情意、事件,命运的符号所指,显然包孕着较为深层的意义及价值。其“大”的外延在何,是否有边缘?但当其与人的命运,社会变革历程相交集时,似乎也展示了一种无边界感。
我们读解《你想起了谁》这部集子,可以有多种策略,一是可以逐篇读解,一是可以归类读解,一是可以整体读解。如果沿着这三重线索而读解阐释,并放在整体视阈中,那么,“小而大”就可见一般了。这就是说,尽管每篇为独立的个体,或为“这一个”,但又是整体的一个侧面。每一个人物,每一场事件,每一束情意的流露,都是独立的“这一个”,但同样是整体中的一个人物形象,是整体事件的侧面,或者似有能够相互连接的事件,且富含共体及共性。我们可以看到,宋以柱小小说创作有着整体心脉,创制着人物群像,乃至汇聚一种宏阔场域,延伸着历史性演化的基本脉线。细说起来,像“沈姓”系列,像《小伍子》《羊肉汤》《食客》《吃肉》《炒鸡店》《早餐》《吃羊肉者说》《偷杏》等篇,可初步视为“吃事”系列;像《钉子》《果园屋子》《女老师》《说媳妇》《纳税人》《药》《桃子》《一份保险》《过道》等篇,可初步视为“家事”系。作品中的诸多人物不只为“宋”姓、沈姓,且有着明显的家族延续性,或者说,本就与写作者本人同族同辈,似有一种大家庭的温情暖意。小说中各色人物及生活事件,宋以柱也知根知底,似为身边乃至近乎自身发生的事。从整体上看,每篇作品又不拘于这种“吃事”和“家事”,皆整体呈现经由“人事”而放大,且汇聚为“社会之事”。当然,这里所言的“社会之事”并非特指,而是较之人作为社会之人的“吃事”“家事”而言,更是就阔大的社会历史存在状貌而言的。“吃事”“家事”本就是人的生命、生存,人的肌体存在及社会动能的必然存在,其动与行,其变化足可以显化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。
仅就所谓“吃事”而论,地域性、民俗性“吃事”为主打,除了吃的时间、策略之外,最为明显的是吃的对象,比如全羊,比如柴鸡等等。这些食材恰恰是一种地域风貌的展示,不只是土地、大山的传承,更是民情、民俗的一种重要表征。诚然,“民以食为天”,吃乃是生物生存第一要务,是肌体存在的必须,人更不例外。在人这里,吃还不止于此,人的吃更是文化,即便肌体状况不变,但历史在演进,吃的方式作为文化也在变,吃的对象更在变。同时,吃还是家和,人群的集合,人的交往等等的中介及桥梁。这就是说,作为文化存在,历史存在的吃,其策略、方式、对象,沿着生命节律,交往互动,文化传承,历史脉线延伸,等等,都在发生着变异。当场域在变,思想在变,文化形貌在变时,吃的多样方式,或许就成为一种“晴雨表”,或一种“标识”,或一个窗口,由此,可以观览到缘何变,不论是进向,还是逆向的,皆可显化变的机理。我们言及这种“吃事”,在宋以柱这里只是一个缘起点,并非单面地缠绕在“吃式”,更重要是书写吃所隐伏的,所引带的人情、人性及人事之变,乃至多样之态。每篇关乎吃的作品中,几乎都有着不顺畅且某种凄婉的结局。如“沈姓”系列的《沈传生》中,原本从事农事的沈传生曾被视为“懒人”,后在镇上开起了饭店,且一路顺风顺水,得势后,就有了诸多不法行为。世事变迁,利益引带了家庭三代间矛盾不断,儿子也不知去向,生意又不断落败了。多年后,沈传生只好在学校门前摆起小摊位,且兼顾在里面上学的孙子。《羊肉汤》中老赫以自家居舍开饭店,全家上阵。生意颇旺盛,他常给饭后的食客们提供茶牌及闲谈的机会,颇受欢迎。后被一沈姓杀猪者骗取,夺了房子,沈则在楼的二层杀羊,买全羊。老赫只在房子的底层,弄个快餐车,在学校门前给学生烤香肠烤鸡块。每次从沈家的羊肉锅前走过,老赫也五味杂陈,但他总感到那汤也是真香。半年光景,老赫得了严重的痨病,明眼人都知道,他住的底层早晚也是沈姓的。《吃羊肉者说》是一次喝酒吃羊肉火锅的友朋们在一起,围绕“羊”而展开的“话聊”。每人都聊了自己的“羊事”,最后,“我”的故事是说一位九岁孩子放羊,如何与羊结下感情,放羊时常挖他人的花生喂羊,一次被发现而被追逐。后来要到镇上上初中了,父亲将羊卖掉。当孩子看到有人以低廉价格带走羊时,“那只小羊拿眼泪看着他,不停地叫”。那一刻,孩子跺着脚,号啕大哭。中午,父亲带他花一元钱买了一羊杂碎,这是他第一次吃羊肉,真香啊。吃完,当看到一块灰色的羊皮,铺在地上,他把吃的羊全吐出来了,从此他再也不吃羊肉了。同席的人们说,这说的是你吧。
“家和万事兴”是国人始终恪守的一种节操,也是对家庭伦理的守望。以家庭为轴心跃动着各层次成员,其思想及行为受到规制,续也好,孝也好,都需有一种由生命关联的牵引,而植生的家庭伦理的理想化追寻。社会之变,必然带来利益取向的变化,由此也对“家和”产生的巨大冲击,使得“家”矛盾重生,有时也布满荆棘。“家事”的情意叙事中更能够深度撞击人心,搅扰人情,其中不乏矛盾的交织,而这与千家万户,皆有似与不似之“象”。在“家事”的矛盾中,宋以柱多写纵向矛盾,即父辈与子辈之间矛盾,因而更撼动人心。这在宋以柱的价值定位上,显然有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式的价值指向。《一份保险》叙事我们兄妹的成长经历与父母的不断衰老经历逆向倒序,我们曾经信誓旦旦为父母打拼一份养老保险,但事事的变异,一方是家庭、妻子、孩子,事业、房子的“节节高”,一方是那份愿望也越来越遥远,抑或渐渐淡忘。父母对儿女之情与希望则永不变,而儿女的情与爱却逐步位移。其实含辛茹苦的父母们自己早已经为我们实现了那个愿望,当结果明晰,儿子却不明白我为什么而流泪。试想,在当下的这个多变的进程中,这种复杂且难以名状的情意及流向,虽然不说是各个相同,却也不在单数,其重合率之高是不容否认的。《过道》写了一条“过道”,这是殷食人家行走且通向自家的一条通道,但世事轮回,过道本不是住人的,却渐渐地成了人的住所。原因是曾经住在三间大北屋的宋家母亲,被儿辈们逐出,无奈住了进了这个只有6平方的空间里。老人主要食物是地瓜干及玉米碴,至于蔬菜,则常常向路人及邻居讨要。这种讨要行为,还常常受到儿子们的训斥。老人在这里渡过了十几年,曾经胖胖的身躯,几近成为干柴,后在一个大雪的夜晚死去。多年过去了,这个过道异人了,其主人则是曾经逐出老人的二儿媳,他也在受着下一代的呵斥。这是一种轮回,还是因果;其善性,其恶性,如何评说。
    在宋以柱这里,有着贯通性的叙事样态,通常有三重节奏,前序铺垫或追忆,情节推进且情意冲击而渐进高峰,或戛然而止,继而回到“我”的叙述及视角,来设定及思考人的命运与时序,甚至带有“史”的关联及结果。尽管在时间动律及空间变异中呈现人的命运流向,但最终会回到时间之流中。这种叙事方式实际有着更大的叙述际遇,当其与全部篇章合辙,或者说将整个集子视为一个整体,就不再拘泥于小小说的体式,而近乎于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了。
情蕴的“小而大”
作为一位生活在乡村、城镇的写作者,宋以柱是勤奋的。他性格也不饰张扬,却有其韧性,始终执着于生养自己的生活场域。他的感情是丰厚的,真诚的,但又不激情飞扬,不矫饰。语出此言,亦可在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。小说有扑面的纯朴之风,我将其概括为“三纯”,即纯朴、纯情、纯厚。这种纯度,又是通过“三乡”而书写着,即乡土、乡风、乡情。看似是不露声色的娓娓道来,似是一种颇安静,且不激情飞扬之冷峻叙事,但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颇有催泪效应的“情”的叙事点,统贯起来就形成了多重情意的汇聚。不论是朋友情、同学情、爱情、父母情、师生情,都会在一种乡情的牵引下,伴以拂面的质朴乡风,且纯而又纯。整部集子中,大而张的情意流淌,也丰厚且颇具理性的情蕴,细思起来,即可以看到宋以柱作为作家本有的关怀与关爱之情,彰显着一位写作者饱含的情怀。
个中原因还在于,小说的系列性叙事所内蕴的是亘古的变。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之变,“人事”及社会之事的变,必然产生利益取向的变化。由此带来的情感变化,不论个体情感,还是各种亲情,往往会缠绕着多种多样的利益。当欲望及利益不断膨胀,人的情感,人的关怀及关爱之情也被不同程度地扭曲和变异。作为文学写作者,书写“变”是必须,同时也需要有更纯/淳的情意来表达“变”。应该说,宋以柱这样做着,并能得心应手,且令人信服;有质地、有质感,且实在;不虚设,不虚论,更不虚情。小说中的情,蕴聚及抒发是有其渐进性及延伸感的,有时是在幼时,或在学童时期就埋藏着,在淳厚的乡村风情中丰富,呈现地域性生存场域中植生的特色,这就使得“情”更加淳厚,更富有内蕴。“到了下河洗澡的季节,汛期还没来,没有被水冲走的危险”,“都还是一二年级的孩子,没有什么顾忌,男男女女,光溜溜地往河里冲。水很清,小鱼、小虾多的是”。这是《女教师》中的场景,事实上,当我们回到这种乡情野趣中,似乎又重整了在小河、小溪中捉鱼虾,嬉戏打闹的童年气象。这里有顽皮男孩,有娴静女孩;有孤独的,有群体的;还有“很安静的男孩,就躺在浅水里,让水流缓缓地从身上淌过,或者掬一把沙,放在前胸、小腹,再缓缓躺下去,让水缓缓地冲走”。小说的情意充蕴着本有的自然情趣,更由扑拙乡风及童趣而展露“共性”。这是实在的,有质感的,其现场感极为强烈。在宋以柱的创作中,这并不为个案,而是通体融灌的。但这篇小说所述还更蕴深层情意,那就是童年时期对女教师的纯而又纯,依依难舍的情。这是含而不露,镌刻终生的情。当学生们在河中嬉戏,男老师也参与,与孩子们不分你我。一位宋姓老师似乎与之格格不入,她模样俊,人很安静,静静地来,静静地去。她担水也是轻轻的,放水桶也是轻轻的。我们打闹,她不生气,她人俊,声音也好。她让我们背书,我们的语文都不错;我们背书多,都把作文写得很长。我们放学了,她找个树荫,安安静静地看她的书。我常借故溜回去,她看到我,就笑一笑,说一声:写作业。于是,我就着她的椅子当桌子,一会儿写了一打纸。夕阳红了,黄昏来了。一年后她走了,尽管按辈分她是姐,但在我这里她一直是老师。
宋以柱的这种情意的表达是长期远离乡村、乡镇,乃至山区小城的人们难以感悟的情。这情,是极为真挚、朴素的。整日在灯红酒绿,钢筋水泥森林中穿梭的现代人着实需要这种亲情抚慰,着实需要深度地知解情意是无价的,理应充蕴至高的人间真情。《草褥子》是一篇着墨不多,但却很温暖的小说。下乡镇的干部卜繁金与自己师范的同学,现在乡镇工作的李斌邂逅,两人畅叙同学情谊,必然引至在学期间李斌床上铺的草褥子之事,因这曾经引起上下铺的争执。实际学校是配发棉垫子的,而李斌却将其送给了校园外捡垃圾的老人。多年过去了,社会在变,人在变,但李斌的这种“习惯”没有变,因为在李斌那里,是“习惯了”,“冬天的沿河风一吹就透,只有从老家带来的这草褥子,才能让我睡得暖和踏实”。《表情》中那捡垃圾老人的各种表情及行动总会使人难以忘怀。儿女们有打工的,嫁人的,小儿子也是机关干部,但老人却自食其力。尽管老了,“干不动了”,但老人却总想儿女们,“他们也难”。我多次观察,渐渐与老人有了来往,有了至深交流,但有一次意外,“赶走了我们之间的融洽”。原因是我看到了老人从食堂的垃圾池中挑挑拣拣,“夹起杏子大小的一块肥肉,慢慢地放进嘴里,慢慢地咀嚼,脸上现出满足的微笑”。我愣住了,胸中似波涛,视线模糊了,老人也尴尬了,连忙说,“香,那么长时间不吃了”。此后,老人再也没来此处,我真希望继续与其说说话,抽支烟,喝点白开水。《食客》写了开饭店的“她”,改装了自家的居舍,物美价廉,颇受南来北往的客人欢迎,常有快乐的人们在此“开口大笑”。不管天多冷,要等到客人离去,小女儿每晚都要等她收拾完了,才肯睡觉。一拨常来光顾的食客,想必是远离家乡,在外打工者,一次正吃着饭,有人忽然呜呜地哭了。饭后,结账,一位“扁长脸”似要挑逗“她”,她将其拉近,“拍拍他的肩膀”,“想家了,就回去吧,也快过年了”,“扁长脸脸红的要出血,但分明是眼角有了泪珠”。她的目光追随着他们,送他们,那位扁长脸回头看着,“两眼反射着光,像戴着两块眼镜片”。《西厢》触碰了一个孤寡老人及城乡差异的焦点性问题。事实上,当人们缠绕在多样,且难以弥合的矛盾中,其“情”的表达也是极为复杂的。小说写了一对城中的青年夫妻曾在距离城市200多里的一个小山村,花了五千元买了一处依山傍水的小院。女主人苏红依城里的格式将小院重新装饰,儿子小龙非常喜爱这个家,因他曾偶遇一条小绿水蛇,成为他在同学中“炫耀”的资本。这里还有酸枣、草莓,黄瓜、西红柿,替他们打理的孤寡高奶奶将小鸡们养得活灵活现。他们一家逢周六来此渡周末,并修整院子,饲养家禽。冬至这天恰好周六,他们来了,“高大廋削的高奶奶慢慢推开柴门,一步一步挪下台阶,慢慢蹲下了,满脸的笑容,同长胳膊把小龙揽在了怀里”,眼窝里趟出两行泪。其实,老人已经将小院规整得有条不紊,鸡舍也很干净。见此,苏红改变了主意,执意要返城,男人劝慰,小龙也泪眼汪汪。丈夫其意是,能陪陪高奶奶一个人,怪可怜的。苏红撂下话:“她的儿女都不愿意回来,咱们陪她干吗”。他们走了,奶奶不断地挥手,不断用灰夹袄的袖子擦眼睛。
泪眼粘衣,依依不舍,回头张望,别离山村,干涸的小河,飘飘的落叶,如此等等。这几乎是每一篇小说共同的情感结束点,又似更大、更深情蕴的缘起点。此时,宋以柱往往会将书写者转换为一个参与者,将情的第三者状态转换为“我”的情。这不只是一种叙事技巧,显然是写作者始终流灌着,乃是不可截断的情的河流,是其湍湍没有止歇的情感河流,是关怀,是爱意的河流。由此,我们不能说这只是个体、个人性的感情流露,也不能限于一种乡情、离别之情的展露,并是一种人间情怀。这不只为作家,更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人所应该具有的情怀。
场域的“小而大”
宋以柱没有像诸多作家那样,为自己的写作设置一个“地标”,或者如评论家们提炼的所谓文学地理视阈的书写,但其诸多作品又不乏鲜明的“地标”感。这就是他的生活现场,也是书写现场。作为一位在场者,其书写场域皆环绕他的生长区域展开,其人物形象、情节事件、风情地貌皆显化这个“地标”,并使之特性鲜明。
宋以柱书写中确定性的地域、场域,有着蕴意明晰的地标性。这就是沂蒙山区的地缘风貌,尤其是沂源的山山水水,乡村城镇,民俗民情,家长里短,果木鸟虫、鸡鸭猫狗。这一切又经历着十几年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刷,盥洗,且在不断地变,人变、事变,情也变。他的书写区域相对固定,大山不会位移,但环绕山的一切,水流、植被,农事,村镇形貌,甚至民情、风俗一切都在变。多部作品中有近乎地域实名的称谓,读者更具亲临感,随着写作者一同走进现场:接受拂面的山风、淳厚的乡情、乡风的抚慰;品鉴美味,酸甜、清脆的各种水果;相识相知,结交乡朋,走进寻常百姓家;去听、去看,与山,与水,与人同呼吸、共命运。不可否认,这不只呈现了实存和实有,小说的虚构性也回归为实在,回到现实。《起个名字叫雀儿》可谓一篇美文,语言优美,形象美,叙事节奏感强,并且在时序流动中发生着空间场域的变异。人的命运在其中变,其中有一种“态”却没有变,那就是“雀儿”的灵性未变,因“雀儿”这里寄语了宋以柱对美的追寻及理想化的向往。在这变奏中,小说环绕雀儿的灵性及命运延展,推进着几重“变”的状态:母亲,作为本有的母亲是不变的,但母亲的情感、身份及来去却不断变动着。果园及苹果,依自然节律生长,使本有的果园及苹果依时而生,而长,这是不变的,但时序、季节在变,诸如苹果就有了来也,去也。命运,母亲之变,果木依时而变,引发了人的命运之变,这就确定了雀儿的命运走向。但雀儿是幸运的,因她有了“爷”的亲情抚慰,百般呵护,母亲变了,走了,“爷”还在。雀儿本应有喜剧性的人生走向,但事事转向,“爷”的身体在告急。雀儿将如何变呢,是像雀儿吹起的毛茸茸的小球,一下散开,慢慢地飞上天吗?
每部作品的地域,以及由此植生的人,与发生的大事小情聚合,都能够发射出大场域,其所连带的“变”,也为社会发展大场域之变。《偷杏》是一篇浓缩的童年记忆,从景色到时序,从事件到人物,其色彩感、动态感、画面非常强烈,其散文化的语言形象、直观,极具美感冲击力。杏是进食的,但杏的存在,或者杏的延伸却与大自然、与时间、与人情,与秋色多向联通的。童年时期,采用各种策略品尝杏(还有枣、苹果、桃子、葡萄等等),似为常态,亦为偷而不偷。小说中,三哥,后来成了三嫂的那位姑娘,“颤颤巍巍的,瘪着嘴”的老奶奶皆性格凸显,且富含的容量颇大。这一切使得这部作品,尽管是小小说叙事体式,但却富含“大”的能量和容量。对“我”而言,年少不及年长的三哥们能量大,但三哥既对杏,更对那位姑娘。老奶奶并非惜恋自己的杏,更关乎孩子们的安全。时序在行进,空间在变异,生存、命运的场域也在发生变化。哥嫂们快慰着,“杏”的音域仍然宽广,余味仍在绕梁,其色彩及画质虽未褪去,但老奶奶却世去了。
民俗风情是“地标”的重要表征,在中国古有的文化传承中,这种“俗”也带有很深的情意。各种各样的节日庆典,是举家欢度的一个重要时节,是呵护亲人,祭祀先人,祈望平安的重要时机。《摸灯》借清明节而表达这种俗与情,但小说的叙述目的并非限定于铺陈这种节日性民俗特点,而是表达宋以柱贯通性的情意。宋以柱将这种俗与标志的“域”放大了,赋予了情意的普遍性,或者人类情感的普遍性。清明时节举家合作,祭祀先人,男人雕刻萝卜灯,女人做面灯。萝卜灯用于门前上灯,天黑时,成年人去祖坟地上灯,则必须是面灯。宋学利潜入坟地,不为上灯,而为供品。当天渐渐变得灰白了,他看到一位刚刚逝去丈夫的女人身边大大小小四个孩子时,他又悄悄离去了,他思忖不能与之争食。坚执书写乡村、乡镇,写凡间平民的生活境遇,触摸社会巨变过程人们的心灵,乃至身心的变化,精准指涉人们的艰辛及苦痛,且不回避矛盾,泼洒作家的关怀、关爱之情;以具体的生活场域,凸显个性化的人物,来扑捉带有共同/共通性的问题,不止步于鞭笞某种人性之丑与恶,且能够最大化地发现人性的美好,揭示社会及伦理的善性,感悟人间、人情之温暖,这应该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守持山乡,沐浴自己生长的山风、乡风,迎着改革之风最大化地铺陈这块宝地上经年历史,各式各样的人与事,使得宋以柱始终执着坚守着这种责任,并且满含深情地表达着对乡村人们的挚爱。《龙堂》“精准”地触及当今某些焦点性社会问题,且以人间温情,暖心之感书写着,思索着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系列性矛盾。诸如城乡二元,留守老人,退休老人的身心安抚;如何留住乡村风光,乡村向何处去,等等。提前内退的副厂长老黄与几位自行车爱好者一气骑了几十里盘山路,来到了龙堂村。这曾是一个安静的千年古村,现只落下十几个病弱老人。“那些识破岁月的混沌目光,那些明净的石板路,破败了的院落,长了两千年的国槐,都让他觉得,只有在八百米高处的龙堂村,才会让自己的心静下来。”老黄坐在最高处的一个小院里,“一眼下去,多见没有了头顶的房子,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、槐树。龙堂村异于别处,房屋散落在陡峭的斜坡上,如果是枝繁叶茂的春夏秋,外人很难发现这个村子”。邻居是一对老人,男姓刘,女姓林。他们的一双儿女在外,都有了家庭,只是老人的生日及中秋、春节回来探望一下。两位老人是高度的乐观派,且有自己的生活情趣,老刘常面对大山,面对树枝、屋顶长啸。第一晚的晚饭是乡村特色饭,饭间、酒间相互畅叙,口无遮拦,老年人们的“见面熟”直通身心的深处。十几天后,老黄要离开了,像孩子一样流了泪,且依依不舍地看着陡壁上的龙堂村。老林则攥着老黄的手说:“冬天你别来了,死冷死冷的。春夏秋来吧,包你爽爽气气的。”
就其体式、特性而言,“小”而“微”是小小说最根本特点。这首先是因于字数及篇幅的限定,其叙事,其人物,其情节进向,其事件演进脉络都会因此而受到限定。但“小”而“微”并非不可以大而阔,尽管有其叙事的点和面,但这其中又并不排除必然阔大容量,或者含蕴更深的意及趣,由此以小见大,由微蕴阔理应是小小说的功力及力度的展示。我们可以说,宋以柱这样努力着,其成效也是俱佳的。尽管每一篇都环绕一个叙事基点,受篇幅限定,但作为整体有机体的一个剪影,“个”中就含蕴着“共性”,共性寓于个性之中。如果将“个”汇聚为整体,显然就是一种宏阔,就显一部长篇小说的大制作,而这正是笔者期望。应该承认,小说叙事节奏的主观化,带有强制性叙述,挤占了本应的人物个性化,语言的形象、质感及民间性。如果就某一篇而言,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,能显其特色,但就整体而言就显得单面了。期望不断,何日能再次读解宋以柱的大制作。
作者简介:
盖光,男,1956年出生。山东烟台人。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。主要从事美学,文艺学研究及文艺批评。
联系地址: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新村西路266号,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
邮政编码:255000;联系电话:13953319721;电子信箱: gaiguangx@sdut.edu.c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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